两地创业20年：Charles Yang称美国“有章可循”，中国更倚重人情与隐性规则

在中国互联网创业的黄金期起步，又在美国再度出发，Charles Yang用20年的亲历对照了两地的创业生态。他说，美国的创业环境像一套写得清清楚楚的软件开发工具包，按“玩法手册”一步步往前走；而在中国，创业更像在一套文档不完整的系统里摸索，“有很多漏洞和坑”，人情与隐性规则往往左右进展。杨是总部在美国的AI办公空间初创公司Vibe的创始人兼CEO。 他的第一家公司诞生于2006年1月。那天早上，他和朋友去银行，父亲拿出约5,000美元启动资金，几位同学就此创立了一家游戏公司。当时他还在浙江大学读计算机科学，大公司如微软、百度、阿里巴巴是常见去向，也有人读硕博或赴美攻读博士再留下。但他在大三后选择退学创业。家人关心他能否毕业——他是家里唯一上大学的孩子——而他坦言当时年纪小，“几乎没有风险概念”。

十年后，这家游戏公司已相当成功，团队开始考虑出售或上市。结婚生女后，他思考下一阶段的职业与人生目标。“如果选择上市，至少要再和公司绑定六年。”他说，他不想再做一款“中国游戏”，希望能成为面向全球的参与者。2016年，他搬到西雅图，结识了在苹果和谷歌工作的朋友，并走访硅谷。此前他已在“虚拟世界”里做了11年产品，于是决定在美国开启新创业，做些“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”——硬件。他从国内的游戏公司抽身，在美国搭建了一套面向团队协作的沉浸式平台，探索空间计算，并于2016年完成100万美元种子轮融资。 他看到中美之间的协同优势：把中国的供应链能力与美国的创新生态打通。团队一边通过电商推动产品和业务规模化，一边建立分销与销售管道。到2024年，他将公司战略转向AI办公领域，投资方包括红杉资本中国基金（现称HongShan）。

在比较两地创业土壤时，杨的感受颇为直接：在美国，“玩法手册”不仅完整，连各种“意外场景”也有系统化的对应；在中国，社会运转更多依赖模糊、含蓄、隐性的规则，人脉往往在饭局和酒桌上建立，很多机会由此产生。在价值取向上，他认为中国更强调“先集体、后个人”，而美国则更偏个人主义。 他回忆称，疫情之前可能是中国科技创业的黄金期，很多年轻人选择下海创办公司。如今在中国，资源更多投向国有机构以及更符合政府引导方向的创业项目，“比如北京想要什么，资源就会更多流向哪里”。对那些更独立或更有抱负的年轻人，他建议至少先在一家成功企业历练两三年——这是他自觉在早年错过的一课。 至于何时该为自己再创一家公司，杨的答案是：只要对某件事有强烈兴趣，就可以开始。年轻和缺乏经验并不必然成为障碍。归根结底，热情很重要，运气同样不可或缺。